在此种形势下，现行信访制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信访制度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法国法学家皮埃尔·穆鲁说：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要真心实意建设现代司法文化，还需要我们一代代人付出诚实而艰辛的努力。

前者是司法公权力行使或活动的目标追求本身，后者是司法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如何有助于那些目标追求实现。西方法谚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正是讲公开透明对于司法公正至关重要。[22][唐]马总《意林》引《慎子》佚文。就是要刻意避免造成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私利为秩序内涵的印象。也就是说，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一定要刻意彰显司法者真是在司（适用、运用）体现公意的稳定的法，千万不要公然给人们一种司政治形势、司政策、司内部文件、司长官意志、司领导批示、司地方大局需要的印象。

[6]所以，也许应该以司法文化一语取代法院文化，这样更加准确。[24]因此，很多法院的巍峨高楼、威严门岗、狰狞石狮、深邃长廊、陡峭台阶、豪华装潢、刺耳警笛的形象，正好与民主的司法文化要求相反。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法律理论是服务于其社会理论的，亦即服务于立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

[20]博登海默将马克思法律理论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1）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产物。极端如历史法学者则强调特定民族的历史经验对法律存在样式的决定作用。[2]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本质上是对当前事态的否定，思想对现实理应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在他看来，无实践观照的西方哲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必须自我否定，西方哲学的内在成就必然向社会批判理论转变。

为了批判这个意识形态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退回到真实对象去，而从逻辑上和历史上看，真实对象却先于思考了和包围了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而存在。[16]马克思继承了西方哲学理性的批判原则，使之转变成社会批判理论。

历史和社会现实本身‘否定了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25]就后者而言，这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法律趋同表明：法律系统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四、代结语：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中所遵循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为我们展现了法律哲学与其他哲学学科（如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密切关联，在我看来，其更洞见到了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或者说洞见到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非自主性。

法律的社会性法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法律学人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也是法科出身，但我们却忽视了马克思本人对待法律理论的态度——或者说法律理论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位置。过于强调法律的自主性，必然导致法律的精英化与系统封闭性，从而割裂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需求之间的联系，使法律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而且，全球化时代各国法律系统之间也相互影响。法律的这种社会性不仅体现在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还突出体现在法律本身的社会制约性：法律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受到该系统的环境即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制约（卢曼）。

当今的社会有新的危机、新的紧张，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这从来不是一个躺下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27]法律的社会制约性要求我们：在法律哲学的建构中，切不可忽视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21]正因此，马克思的选择是：建立包含法律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并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体系。

答普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文本中。文化政治是从这样一些成员的视角提出的：在面对重要的生活论争（issues），他们想要澄清他们共同的生活形式为何，以及他们基于何种理想来构划他们的共同生活。

马克思的上述转变事实上已经获得学界的共识，这就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期马克思的区别。（3）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法律将会逐渐减少作用并最终消亡。[34]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元伦理层面恢复价值或理想图景的可争辩性，并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不至于落入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窠臼之中。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表达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当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杯子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运用知觉思维，已是在运用概念表达所见到的东西：在太阳升上天空和行星围绕它旋转前，一切早已为人脑中存在的神经中枢所察觉，即一切在思想中，在建立现实世界的精神中早已存在了。因此，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即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述的是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用哲学的语言表述的。[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历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洗礼及其同普鲁东的论战，马克思从哲学的劳动范畴最终走向了经济学的生产范畴并更高地迈向实践观点，建基于实践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呼之欲出。[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法律是增进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手段：每一个特定时空的文明都具有某些法律先决条件，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和系统阐释这些先决条件。

而且，就解放旨趣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而言，它更要求：法律哲学的建构必须首先对我们身处的当下社会结构进行基于经验研究的分析和批判。社会批判依靠哲学理论是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社会批判成为了社会历史实践的使命。

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法律理论明确提出了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但潜隐于这一论说的潜台词其实是：法律应当成为服务于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工具。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曾给自己定位说：他的目标就是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的利益而呐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以论者们所谓的国家法VS民间法为例，我们不仅要看到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影响，更应该看到这一互动背后潜隐着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进而对此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法律其实是政治的工具。[23]尽管过于强调法律的社会制约性会部分牺牲法律的自主性，[24]但现代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后除魅的多元主义时代，法律作为系统既从来没有在国内向度上脱离与非法律的其他社会系统（如道德）的联系，也从未在国际向度上逃避他国法律系统对本国法律系统的影响。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及其问题业已超出任何一个国家能力或领土边界所及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展开和推进都必须依赖于在地化（local）国家之努力的背景下，我们首先需要建构一种的新的社会理论，并将其作为法律哲学的基础。[4]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可以称为主张对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马克思。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一个转变：从无实践观照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转向彻底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律消亡论。借用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的话讲，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参见[奥]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王明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33]如果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族群或伦理共同体的话，这就是邓正来先生所谓的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

借用齐泽克的话讲，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很好的工具。[32]参见[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5、120页。

黑格尔曾把哲学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密涅瓦肩上从黄昏开始起飞的猫头鹰，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和沉思的理性：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7]参见同注3，第224、225页和同注5，第64、65页[8]同注3，第223、226页。

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律既与一定文化传统或者说其他文化现象（如道德、宗教等）密切相关，又与由其他文化现象所形成的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又如，对法律全球化而言，我们首先要对潜隐于全球化话语背后的世界结构进行分析和批判，对其运行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